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廉洁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
中国的廉洁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 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十分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韩诗外传》所说:“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行廉以保其真,守清以保其身。”这些名言警句,无不闪烁着廉洁文化的光芒。
古人奉行廉洁从政。《周礼》曾经提出,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明朝郭允礼撰写《官箴》,提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最为后世称道。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清官廉吏、贤人君子把廉洁品格作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政治实践追求,如汉朝的贾谊、董仲舒,魏晋时期的诸葛亮、陶渊明,唐朝的魏征、狄仁杰,宋元时期的范仲淹、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明清时期的张居正、海瑞、顾炎武、于成龙等,他们的廉洁思想和实践,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汉文帝“履不藉以视朝”,他穿着草鞋上殿办公;他的龙袍叫“绨衣”,绨在当时就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绸,就是这样的龙袍,汉文帝也一穿多年,破了就让皇后给他补一补再穿;汉文帝在遗诏中交代简办丧事,建一座简陋的坟地。由于汉文帝清廉的精神和励精图治的实践,才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相反,春秋虞国国君不廉而贪,最后亡国。春秋时期,晋国崛起,晋献公想吞并邻近的虞、虢两个小国家。但虞、虢两个国家相处得十分和睦,结成联盟。晋国如袭虞国,虢国会出兵救援;晋国若攻虢国,虞国也会出兵相助,晋国无可奈何。公元前658年,晋国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上一计:“先把两件宝物——屈地所产的名马和垂棘出产的玉璧送给虞国国君,然后以攻打虢国的名义向虞国借道。”几天后,虞公高兴地观赏晋国送来的“屈地良马”和“垂棘之璧”两件宝物。之后,晋国要求虞国借一条进兵道路以讨伐虢国。虞国大臣宫之奇劝谏说:“虢、虞之唇也,唇亡齿寒,晋今日取虢,而虞明日从而亡也。”虞公得了晋国的宝物,就不听大臣宫之奇的劝说,遂许晋国借道,出兵伐虢。
公元前655年,晋国大军通过虞国道路,攻打虢国,很快就灭掉虢国。这时,晋军说要休息几天,暂时把部队驻扎在虞国京城附近,虞公毫无疑心地应允了。几天之后,晋献公亲自来到虞国,约虞公一起去郊外打猎。为了显示排场,虞公将驻守都城中的兵马全部调出来随同打猎。不一会儿,只见京城中起火。虞公赶到城外时,京城已被晋军里应外合强占了。晋献公眉开眼笑地对虞公说:“真是太谢谢你了,你不仅借给寡人一条兵道,而今还以国家相赠。寡人来到虞国就是要亲手取回寄存在你这儿的‘屈地良马’和‘垂棘之璧’两件宝贝呀!”贪婪的虞公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国家,连他本人也做了晋国的俘虏。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这样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官员清廉则国运兴盛,官员贪腐则国家败亡。
古代廉洁文化既蕴含着可贵的为官智慧,又具有良好的教化和警示作用。当今,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珍贵的廉洁文化遗产,用廉洁文化涵养清廉觉悟。
自觉,自己有所认识而主动去做。北宋包拯《乞不用赃吏疏》:“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有了“廉洁的官吏,是人民的表率;贪赃的官吏,是人民的盗贼”的认识,从而提出“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名句。他认为净化心灵,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廉洁奉公,是为自己确定的为官宗旨。由认识到行动,包拯为官35年,始终自觉保持廉洁。
“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明代于谦《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借石灰表明自己坚定廉洁自信。据《晋书·吴隐之传》记载,广州西北郊石门有一泓山泉,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书“贪泉”二字。传说,人只要饮了这口井里的水,便会变得贪得无厌。西晋时,朝廷派往广州的几任官员,因喝此水,差不多都以经济犯罪而被撤职查办。晋安帝时,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朝廷欲革除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早就听说过石门有一个“贪泉”,以往路过这里的人为了标榜自己的清白,宁肯忍着口干舌燥之苦,也绝不饮“贪泉”水。吴隐之为官清廉,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经过石门,特地来到“贪泉”边,一面酌泉而饮,一面赋诗《酌贪泉》:“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诗的译义是:古人传言此泉水,一饮就生贪婪心。试使夷齐饮此水,终当不改清廉心。
后来,吴隐之在广州任上多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却是始终保持不贪不占的清白操行。据《晋书·吴隐之传》记载,“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吴隐之任职期满乘船离开广州时,身无长物,两袖清风,行囊萧萧,船舱空空;他妻子偷偷带了一斤中药沉香,吴隐之发现了,十分生气,把它丢到河里去。吴隐之对自己充满着廉洁自信,所以他饮“贪泉”而不贪。
从自觉到自信,再到自律,是一个天然的逻辑过程。有了廉洁自觉和廉洁自信,才能坚定廉洁自律。《元史·许衡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许衡做官之前,一年夏天外出,天热感觉口渴难耐,看到道旁刚好有棵梨树。众人争相摘梨解渴,唯独许衡不为之所动。有人问他为何不摘梨?他回答说:“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那人劝解道:“乱世之时,这梨是没有主人的。”许衡正色道:“梨无主人,难道我心中也无主吗?”面对饥渴之诱惑,许衡因心中有“主”而无动于衷,终不摘梨。许衡心中的“主”无疑就是自律。许衡有了自律,便会洁身自好,牢牢把握自己。
另,据史书记载,明朝的左英纶官声极佳,几次调迁,百姓均用万民伞相送。他为官能美名远扬、青史留名,全靠“五硬”,即“丈夫遇权门须脚硬,在谏垣须口硬,入史局须手硬,拒贿赂赃钱须心硬,浸润之谮须耳硬”。就是说,大丈夫在权贵门前不腿软,任谏官敢于直言,做史官秉笔直书,拒绝贿赂赃款态度坚决,别人进谗言时绝不轻信。这“五硬”中,尤以拒贿赂赃钱的“心硬”为最。“拒贿赂赃钱须心硬”无疑就是自律。为廉为贪、为清为浊,取决于自己内心和定力。内心正,则金钱财物不能诱;内心静,则热闹之境不能入;内心纯,则艳冶之物不能动。但愿为官者都能做到:廉洁从心开始。(范仁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