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素来为人所敬。即便贪墨之人也会堂而皇之地冠以“廉”名，从而以假乱真，欺世盗名。

 显而易见，“廉”名之下，其实难副。古代有所谓“养廉”之举，“衣食足而知荣辱”，让人不必为无食果腹、无衣蔽体、无居存身而大分其心，或以谷物，或以绢帛，但多数还是以银子养之，谓之“养廉银”。如此之“养”，效果难以捉摸，清代官员俸禄很低，故政府颁发高于俸禄五十倍至百倍的“养廉银”，可是依旧难以遏制腐败风气。

 于此“养”法之外，还有另一“养”法，似乎更加高明，这就是“俭”。

 “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周易》中的否卦这样说“俭”：“君子以俭德辟难。”“俭”之德行大矣！不只可以避免因奢而败，远离各种难以预测的祸患，还可在非常时期，闯过难关，摆脱困境。

 老子说自己有三宝，其中之一就是“俭”。孔子之所以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评价甚高，就是欣赏他拥有世人不易珍视、难以践行的法宝“俭”。有了“俭”这个“金钟罩”和“护身符”，任何艰难之境都可从容不迫，处之泰然。

 司马光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对世事有着极为透彻和智慧的认识，他唯恐自己的后人不识“俭”这个字，败坏自家家风，辱没自家家声，故特作《训俭示康》，“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持之以俭，人的贪欲就会减少，对于有地位者来说，就能够不被外物所绑架，所役使，可以正道直行。而普通的平民百姓也能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不仅可保衣食无虞，还可避免跌入犯罪深渊。司马光用多个事例，从正反两面，极陈“俭”的重要意义以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千古不易之理。

 故而，曾国藩曾在家书中苦口婆心反复告诫后人“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显然，“俭”与“不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而同时也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结果。

 蜀汉丞相诸葛亮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敢于在给后主的自述中尽曝家底：“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也才不惮在同僚面前坦示说：“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功高如日月，俭素如赤贫，千百年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风范，受到世代华夏子孙的仰望与传颂。

 俭，并非意味着排斥和拒绝美好生活，也非践履苦行僧的生活方式，而是警戒过犹不及。倘若一切“唯财是举”，甚至不惜为此失去底线，不择手段，极易滑入奢靡的深渊，这往往是一条通往黑暗的不归之路。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初，志得意满的魏王李泰就对奢侈享乐情有独钟，虽有大臣向太宗李世民进谏，但太宗却没怎么当回事，“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谏者十余不止，小物何必尔邪？”可大臣褚遂良却不这么认为，他严肃地剖述了其中的利害，今天是漆器，明天就是金器，后天就是玉器，这样越来越奢华，也就越来越难以遏止。所以这些事看似微不足道，但后果却是严重的，甚至不可挽回。太宗听罢，深以为然。

 俭与廉历来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体。《元史》有云：“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廉是本分，亦是官德。若要厚德载物，廉名于世，俭为不二法门。俭，不仅可养廉，还可养德、养性、养心，净化灵魂，一身正气冲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