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毁与人，有当与不当。誉、毁之名，若不副实，则誉、毁不当，沦为妄誉、妄毁。反之，若誉、毁恰当，则“民不至枉道以求誉”，也不至枉道以散毁。誉、毁有施、受之分。就施誉施毁之人而言，能不徇情徇私逐时而誉而毁，则必为直道之人。若徇情徇私逐时而誉而毁，则誉、毁不纯。盖因施誉施毁者皆以求利己。就受誉受毁之人而言，“闻誉而喜必妄誉人，闻毁而怒必妄毁人。不苟喜怒，斯不妄毁誉”。因此，闻誉而未必喜，闻毁而未必怒，始能明辨誉、毁，不为誉、毁所累。

 如何明辨誉、毁？《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子贡问道：“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乡人有善有不善，善者誉其好则誉名至实归，不善者毁其好则毁名实相违。孔子恶不善者违心言好，表里不一，遂称其为“德之贼也”。孟子针对皆好皆恶进一步申言：“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判断贤与不贤，孟子的考核程序，由近及远，由听至察，有章可循，且趋公正。

 郑獬闻宋神宗夸其“为治甚好，百姓便之”之褒谕后，颇为不安，自省“知闾里之疾苦，除弊兴利，使元元之众，去愁叹而就安佚……今臣于此未有毫发”，遂有《上神宗论察言考实则无妄毁誉》之名文。其深究褒谕之实质，认为己之褒谕，虽经宋神宗好问远访，但其好问而不察言，远访而不考实，使带有劝勉之意的褒谕流为妄誉。不独如此，郑獬认为有妄誉必有妄毁，原因在于言事者若“以臣不肖而毁之”，那么听言者循轻信言谈之轨辙，必然妄毁随至。“善恶之来，不考其实，既容妄誉，必容妄毁，此臣所以不敢喜而有惧也。”

 郑獬受誉不贪誉，对妄誉持有戒惧之心，令人起敬，然这仅限于士人洁身自好的品格。士人若面对官场不良风气，敢于不恋官爵，不留情面，依实批评，那么，这种批评之“毁”，不但不是妄毁，反而可成建设性之“毁”。借此，也可烛照士人之官德。宋仁宗时，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致积弊甚多。范仲淹主张选贤任能，屡次上书指斥，遂贬为饶州知府。其时，朝臣纷纷论救，而身为朝廷耳目之官的高若讷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欧阳修闻后怒不可遏，于是便有“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的“名毁”。欧阳修在可说也可不说的情境中，勇于向庸官较真，彰显了其对高若讷“在其位而不言”的无比愤慨。

 誉、毁，其本在于布善止恶、扬清激浊，“誉则有所劝，毁则有所沮。有所劝则仁，有所沮则义”，而“仁以褒善，义以贬恶”。若誉、毁不副其实，则妄誉妄毁遍行，实在有伤仁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