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中国古代天才式的大作家，也是北宋文坛宗师级的人物，著名的“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都出其门下。苏门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与宗师苏轼的用心培育分不开。阅读苏轼与其弟子们的书信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苏轼非常注重因材施教，能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予以切实的指导。

 微箴晁补之。苏轼在给黄庭坚的一份信中说，晁补之的诗文非常新奇，应该具有比较突出的才华。但是苏轼在晁补之的诗文中发现了一个端倪，就是晁文中的奇丽之气显露得太早。在苏轼看来，理想的创作道路应该是追求平和，奇丽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的自然结果。对于这一问题，苏轼并没有直言相劝，而是希望黄庭坚以朋友切磋琢磨的方式告知。苏轼明言这样做，不是出于避讳，而是害怕伤害晁补之的“迈往之气”。从苏轼的这一行为，不难看出他对文才的细心呵护。

 言切李廌。作为文坛盟主，苏轼的称扬、举荐对于年轻士子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年轻士子结识苏轼，也不排除希望通过苏轼的称扬和引荐而获得声誉和官职的功利思想。李廌便是其中的一员。李廌曾在多份书信中责备苏轼不引荐自己。对于李廌的这种“好名急进”思想，苏轼并没有包容或冷漠对待，而是进行了“言切而尽”的教育（《答李方叔书》）。苏轼的教育有几点值得玩味。首先，在苏轼来看，“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很显然，这是对君子知人、荐人的原则的声明。其次，在肯定李廌文章的“过人处不少”后，指出其部分文章存在“读之终篇，莫知所谓”的问题，并且指出这种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就是心中没有真才实学而勉强追求文辞之美。针对李廌诗文存在的问题，苏轼希望他加强内在的道德修养，“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作“礼义君子”，而不要“丰于才而廉于德”。最后，苏轼语重心长地点明，自己之所以如此谆谆告诫，实出于对李廌“爱之深”而“期之远”，如果非“爱之深”而“期之远”，“定不及此”，希望获得李廌的理解。

 爱重秦观。在苏门弟子中，苏轼最喜欢的是秦观。理由有二：一是秦观道德修养高，“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二是秦观博学多才，“博观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这样的人才不易得（《与王荆公》）。苏轼爱护秦观的方法也值得玩味。一方面，当发现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等词有学柳永词风的倾向时，苏轼当面提醒（曾慥《高斋诗话》）；另一方面，当秦观面对贬谪自作挽词以伤悼，引起别人对其道德修养的怀疑时，苏轼却以秦观“齐生死，了物我，戏出此语”相辩护（《书秦少游挽词后》）。可谓既有及时的创作指导，又有必要的人格维护。

 称扬黄庭坚。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代伟大的诗人，因此后世曾有他俩“争名”之说，其实这是完全不懂苏黄为学境界的揣测之言。苏黄的相知是很深的。在未曾谋面之前，苏轼已经从孙觉等推荐的黄庭坚的诗文中，惊异黄庭坚“非今世之人”，赞其“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必将名满天下。并从其诗文中推知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当黄庭坚“执礼甚恭”，希望忝列门墙时，苏轼喜愧不已，如得挚友（《答黄鲁直》）。在《举黄庭坚自代状》中，苏轼称赞黄庭坚：“瑰玮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实践证明，苏轼的判断是准确的。黄庭坚晚年对待贬谪的超然态度和杰出的创作成就都印证了这一判断。而黄庭坚对苏轼的道德文章则始终称赞不已。

 正如苏轼所言，文坛需要“名世之士，相与主盟”“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因此，苏轼以欧阳修为榜样，积极发现人才，以在众人中最先发现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李廌等为人生之最大乐事，并且自觉地将文坛宗主之位托付于弟子们（李廌《师友谈记》）。不过，苏轼与弟子们的交谊完全建立在维系文统不坠的基础上，他们之间的交往以是否符合道义为准则。苏轼对弟子们既有道德上的引导，又有创作上的指导，而且还非常重视指导方法，能够针对弟子们的不同情况予以恰当的指导，使他们茁壮成长。北宋后期的文学人才，多出自苏门，良有以也。

 当下，苏轼与弟子以道义相处的传统令人钦想。苏轼兼顾道艺两端培育弟子的教育理念也并不过时。他针对弟子的不同情况予以恰当引导，更是值得学习。这些都是值得努力发掘的优秀传统文化，希望能够对我们今天建构和谐师生关系起到一点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