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自身不能作出表率，就无法让别人跟从；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就很难使别人信服。

　　《吕氏春秋·贵直论》记载了春秋时期晋国大臣赵简子率兵攻卫之事：赵简子统率军队进攻卫国，到了交战的时候，却站得远远的，躲在盾牌后面。他击鼓下令进攻，士卒们动也不动，不由感叹士卒腐化没有斗志。行人（一种职务）烛过对他说：“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意思是您自己没能做好，士卒没有什么不好。赵简子大怒，烛过解释说：以前先君献公即位五年，战无不胜，用的就是这样的士卒；惠公即位二年，纵情声色，残暴傲慢，为秦国所败，军队溃逃，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卒；文公即位二年，以勇武砥砺士卒，后来大败楚军，名扬天下，用的还是这样的士卒。赵简子恍然大悟，于是离开盾牌，站到队伍前方，敌方弓箭射程以内，只击鼓一次士卒就登上了卫国城墙，获得胜利。事后，赵简子感叹说：“与吾得革车千乘也，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

　　将欲治人，必先治己。赵简子带兵，一开始躲在盾牌后面，士卒见他贪生怕死，自然不愿听令；后来听从烛过劝谏，敢于以身作则，士卒受到感染，奋勇作战。这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

　　正人先正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彰显了古人的智慧和气度。先贤认为，为政贵在修己，必须靠自身品行来使人信服；必须从自身做起，才能表率四方。从孔子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到孟子的“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从《盐铁论·疾贪》中说的“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到南朝范晔在《后汉书》中提到的“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正人先正己的道理得到历代仁人志士的重视，逐渐成为人们推崇的政治伦理。古人认为，地位越高、责任越重，越要时刻正身修己、身先士卒，正所谓“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京剧《赤桑镇》中，包拯有句唱词就是：“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责人严，责己宽，怎算得国家栋梁？”道理很简单，做到却不容易。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以身作则、率先躬行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担当。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对自己要求严格，吃糙米饭、穿粗布衣、坐简陋车，屡次谢绝齐景公的各种馈赠。齐景公不悦，晏婴解释说：“平时我反对奢侈浪费，要求官员们节俭，以减轻百姓负担。我若乘坐好车好马，官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靡之风就难以禁止了。”两晋时期，盛行空谈，东晋大将陶侃崇尚实干，以身作则，处理政务恭谨勤奋，史载“千绪万端，罔有遗漏”，陶侃还劝勉身边的人说：“民生在勤，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当珍惜每分每秒。”在他带动下，僚佐们都能勤于公事。晏婴、陶侃之所以能成就事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深刻认识到“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的道理，所以处处以身作则，以求政通人和、风俗淳厚。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古往今来，凡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十分注重自律，善于用自己的行为带动周边人。治人须先治己，正人必先正身。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增强自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识，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团结带领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